张学良临危受命，接掌东北大权后，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现实问题——
自治，还是易帜？
周赫煊带着常凯申的手令，带来东北的时候已经是六月底了。
奉天，帅府。
“岂有此有，日人欺我太甚！”
张学良粗红着脖子，犹如一头狂怒的野兽，发疯般把信纸撕得粉碎。
这封信是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的名义写来的，内容选摘如下：“特别是我首相个人（田中义一），对年轻的学良怀有恻隐的深情，抱有父子般的情义，将一定给予亲族般的支持……现在，为使满洲新政权的基础日趋稳固，日本政府准备尽十二分的努力提供援助。”
尼玛，把人家亲爹杀了，然后说我对你有“父子般的情义”，这还不把张学良给气炸肺？
而且这封信名义上是拉拢，其中还暗含着威胁。特别是最后两句，“努力提供援助”到底是真援助，还是武力入侵，摆明了是让张学良自己做出选择。
于凤至弯腰捡起地上撕碎的信纸，抚着张学良的后背说：“汉卿，别气坏了身子，先歇一歇吧。”
“我没事。”张学良坐回沙发上，闭眼不语。
副官徐寿突然走进来，轻声喊道：“六帅，周先生来了？”
“那个周先生？”张学良迷糊地问。
“周赫煊周先生。”徐寿道。
张学良眼睛猛地睁开：“快请他进来！”
不多时，周赫煊提着一个箱子进来，表情肃穆道：“六帅，还请节哀。”
张学良看到周赫煊后，有些难以控制情绪，悲恸自责地说：“明诚，你事先提醒过我，可父帅还是被日本人暗杀了。我难辞其咎啊！”
周赫煊说：“日本人能准确的炸毁专属车厢，说明大帅身边有奸细。只要此人不除，就算大帅躲过了皇姑屯一劫，今后也难以防备。”
张学良苦涩道：“可惜那奸细是谁，现在都没找出来。”
周赫煊问：“大帅的丧事什么时候办？”
“现在哪有时间办丧事，需要处理的事情太多。”张学良已经焦头烂额了。
周赫煊道：“东北现在局势如何？”
“总体上还算平稳，”张学良头疼地说，“南方政府和日本人都在拉拢我，奉军降临分为两派，一派主张易帜，一派主张自立。我夹在中间难以抉择啊。明诚，你帮我出出主意吧。”
此时奉军将领当中，还真没有谁敢提出投日的。不管是旧派的张作相，还是士官派的杨宇霆，都是坚定的仇日分子。
日方暗中拉拢好几次杨宇霆好几次，都被他拒绝了。
日本人随即觉得张学良年轻好控制，各种软硬兼施，希望能跟张学良达成密切合作。
张学良自然不肯答应，就算他愿意，手下的将领也不同意。那些将领更倾向于自立，不管日本人，也不管南方国民政府，奉军自己经营东北的一亩三分地。
面对张学良的问计，周赫煊说：“六帅，这件事根本不用我多嘴，其实你心里早就做出了决定。对吗？”
张学良愣了愣，随即苦笑道：“还是明诚知我。”
张学良是很看好常凯申的，认为北伐军纪律严明、战斗力极高，而且有自己的革命理念，常凯申也是能让中国富强的领袖。
嗯，太过高看了。
周赫煊打开皮箱，拿出常凯申的手书、挽联，以及他自己的《菊与刀》样书，说道：“六帅，我这次来奉天，给你带来了三样东西。”
张学良首先打开挽联，只见上面写道：噩耗惊传，几使山河变色；兴邦多难，应怜风雨同舟。
这副挽联充分暴露了常校长的诗词水平，不过胜在浅近直白，而且也表达了对张学良的接纳之意。
“有心了，”张学良都不用读信，就知道里面写的什么，他问，“明诚，你在南边当官了？”
“没有，”周赫煊说，“我帮常司令做说客，从大义上讲，是为国家和平；从小义上讲，是为尽快打通东北到山东的救命粮道。”
张学良起身来回走动，顾虑道：“我早就想易帜了，但有两个问题很棘手。一是奉军内部有人反对，二是日本人从中作梗。”
周赫煊出主意道：“有两个办法可以解决。”
“快说。”张学良急切道。
“第一，可令热河的汤将军先易帜，试探奉军内部和日本人的反应。”周赫煊说。
张学良喜道：“汤二叔？这主意好，他肯定也愿意易帜。”
汤玉麟是张作霖的拜把子兄弟，如今霸占着热河省。他不在东北，又属奉系，只要他易帜，既不会引起奉军内部和日本人的强烈反对，但又能够起到试探和过度作用——热河也是日本人觊觎的地方，只不过没有东北那么重要。
而且汤玉麟肯定愿意易帜，因为北伐军就在他眼皮子底下，不投降早晚打起来。
周赫煊分析道：“先让那些关外的奉系军阀全部易帜，如此就造成一种大势所趋的感觉，奉系内部的反对声音会小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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