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衍晚年接连遭受打击，便开始迷信起了佛教，他不但在都城内兴建近千座寺庙，连本人也多次避位为僧，萧梁臣子为了从并不存在的“佛陀”手中赎回皇帝，便向代替“佛陀”在人间活动的“佛使”交纳了大量财富。正所谓上有所好下有所效，萧衍之举也使佛教在南朝极为鼎盛。
北朝皇室贵族比起南朝，堪称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北魏王朝就时常兴建佛寺、雕刻佛窟，并且要求奢华程度必须超过南朝，以此表示自己比南朝更加信佛，希望“佛陀”更加偏向自己。
佛教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其主要原因是因为佛教思想迎合了乱世百姓想要消极避世的思维，而且南北两朝的历代皇帝既要盘剥百姓更多财富来供养军需，又怕百姓造反，十分需要工具来让惨遭盘剥的百姓逆来顺受，于是两朝皇帝不约而同的选择了善于蛊惑民心、佛徒无数的佛教。
当然了，佛教能迅速壮大也与政策有关，因为僧众不用缴纳赋税，于是被重税高压盘剥的劳苦百姓纷纷避入沙门，而且在大隋王朝，僧人向来逍遥于法外，罪犯们一旦犯了大罪，只要躲进寺庙之内，就不会受到法律制裁，所谓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便是如此了。
佛门面对上门的执法官员之时，往往也十分霸道的坚称犯罪只要剃度出家，那就是佛门中人，世俗律法对他们无效。如此一来，便让这个时代的佛门成为地位崇高、超然物外的法外之地。他们手中掌握大量人口和土地却从来不用交税，而且每天都在接受天下信徒的供奉，吞食大量百姓的血汗钱。
因为供佛而变成了穷光蛋的信徒们，也纷纷化作社会动荡的因素，给朝廷的治安带来了巨大压力；佛门的疯狂扩张态势到了北周时期，变成了社会最不稳定因素之一，也终于惹恼本身也是佛教信徒的周武帝宇文邕，并且促使他在建德三年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
正因为周武帝宇文邕十分成功的灭佛行动，才使北周国力大增，为北周灭北齐奠定了坚实的人力、兵力、财力基础。而北周灭了北齐以后，又立即在北齐旧毁寺四万座、强迫三百万僧尼还俗，这对急需兵源和财力的北周王朝来讲，其意义之重要不言而喻。
只可惜宇文邕英年早逝、后人平庸无能，从而使他的一切努力、一切成绩，白白便宜了窃国之贼“杨奸”。
大隋王朝的佛门比之南北朝时期，也是不遑多让，光是大兴城就有近千多座寺庙。而据宗正寺统计，大隋各地僧尼加起来，又发展到了四百多万人左右，其比例约有总人口的十四分之一，如果再把民间的信徒算上，那就更多了。佛门长期有这么多人当免费劳力、这么多人供养，能不富吗？
尽管佛门的这些财富是分摊到各个寺院之中，但是白马寺、大兴善寺这种大寺院，堪称是佛界里的大世家大门阀，它们仍然有着普通人难以想象的财富。
凉州虽然穷困、贫瘠，可是各地的寺院也不少，尤其是敦煌的寺院多得离谱，而凉州百姓之所以变得贫困潦倒，也跟他们把希望寄托于虚无飘渺佛陀、纷纷将劳动成果捐给寺院有极大的关系。而各地的寺院如同寄生虫一般，吞食几百万百姓的血液来壮大自身，过着比朝廷、官府还要优越的生活，却把干尸一般的民众甩给朝廷和官府。
假如杨集按照萧颖的建议，把屠刀捅向佛门这头大肥猪，凉州总管府就能凭空获得一笔横财，几乎不用朝廷援助、不用讹诈草原各部，就能顺利度过难关。
想到这里，杨集忽然又想到了一件事，向萧颖说道：“萧家人好像都比较信佛，而娘子却给我出了这样一个主意，难道你不信佛？”
“其实我也信一点点。不过我更相信郎君，只要郎君诸事皆顺，我就很满足了。”萧颖说到这儿，忽然抬起头，紧张地看着杨集道：“如果佛降罪下来，由我承担好了。”
杨集看着她那副楚楚可怜的神情，不免有些好笑，但是同时又泛起了深深的感动。
这年头的人受限于知识，把大自然中的求解之迷通通归咎到神仙鬼怪的头上，每个人都比较相信神仙鬼怪之说，某个人一旦迷信了宗教，就会变得异常执着，要想铲除他的信仰和迷信，其难度不弱于杀了他。而萧颖不但出身于信佛世家，而且她自己也信佛。然而她在自己遇到难题的时候，却教自己去对付她信仰的教派。若非她在意自己，岂会把这法子说出来？若非真的信佛，又岂会说出这法子这后，变得如此患得患失、忐忑不安？
杨集心中涌起了一阵柔情，安慰道：“傻丫头，多数僧尼是骗子、逃出法网的犯罪，如果官府铲除这些败类，那也是维护神佛清誉。而你秉承正义，提出这个建议也是为神佛着想，神佛日后奖励你还来不及，又怎么可能惩罚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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