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禁从明朝建立那天起就在严格执行，即便是支持了郑和下西洋的永乐皇帝，也不是以开辟贸易航线为目的。
“宣德化而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
彰显天朝上国威风，让万国来朝，满足一下虚荣心才是真实用意。还有一种说法，郑和是要去找失踪的惠帝。不管出发点是什么，结果都是得不偿失。
前来朝贡的国家确实不少，但大多数都是想占便宜的，随便带点土特产或者动物，明朝政府就得好吃好喝招待，临走还得以超出多少倍的价格收购所谓的贡品。
可是海禁自打颁布开始一直到明朝灭亡，几乎就没有一天真的禁过。倒不是民间奋起反抗，而是统治阶级内部对海外的香料、木材、贵金属、奢侈品有不断膨胀的需求，变着花样的开后门想办法来满足。
三十六行就是在这种自相矛盾的怪异政策下诞生出来的怪胎。明中期以前朝廷规定了三个港口可以接待来自番邦朝贡的船只，分别是宁波、泉州和广州。
到了嘉靖朝由于倭寇折腾的太厉害，宁波和泉州相继关闭，对外交往的窗口只留下一个广州。市舶司在城西建了怀远驿，专门用来接待外国朝贡的使团。
每个获准前来朝贡的国家，一次最多能派出三条船，每条船最多装三百人，并允许携带货物售卖，但只能贩卖给广州官方，不许和私人交易。
但仅凭市舶司和当地官府应付不来这么多外国人，官员们也不愿意学习番话，更不想和这些蛮夷讨价还价，咋办呢？
于是商人就被想了起来，选择当地家境比较殷实的商人代替官府出面与各国使团洽谈业务，先登记好货物种类、数量、检查好质量、做出估值，再把税交给市舶司，才允许货物上岸。
为了方便操作，这些被官府选出来的商人就按照各家的实际情况，把来自各国的朝贡船只做了个分类，每户分别针对某个国家或某几个国家。久而久之，参与的商人越来越多，划分越来越细，逐渐演变成了半官半商的三十六行。
再后来，三十六行干脆把市舶司和地方官府的一部分工作也代管了，从规定锚地、上船验货、预估定价、征收关税、上岸卸货、批发售卖、调集货源一条龙。
而且是双向的，外国船只想从广州买货带走也得通过三十六行，否则就算走私，会不会被官府抓住不清楚，但在近海遭遇打劫的概率很高。海盗们仿佛长了千里眼顺风耳，连船只停在哪儿、装了什么货物都能提前获知。
有了这么大权力，商人自然是不会放过赚钱的。他们一方面给官府打工，一方面还搞点副业。比如说与朝贡船只商谈好，先把值钱的货物偷偷运上岸售卖，利润两家按照事先约定好的比例分配。
这样朝贡船只就能逃避大部分关税，售价自然要低一些。三十六行拿着紧俏物资又能卖个高价，里外全是赚。当地官府自然也要分杯羹，坐在家里就有白花花的银子拿，必须两只眼全闭上。
如果光是逃税就满足了，那官商的名号就白叫了。当权力和资本穿一条连裆裤时，只有想不起来的，没有不敢干的。
前面这些只是挣钱门路的一小部分，真正的大头是走私！三十六行利用一手控制外国船只销售采购权，一手垄断沿海手工业货源的优势，几乎是正大光明的搞起了走私。
他们对内压低价格采购大量瓷器、丝绸、茶叶等货物，用小船直接送上朝贡船只，又把出口关税给逃了。或者直接用海盗船运往东南亚港口，赚的更多。
李贽是把这一切都打听清楚了，可他也没什么好办法改变。明摆着的，三十六行已经成气候了，不仅仅是个民间商业团体，而是脚踩黑白两道，又和官府勾勾搭搭，斩不断理还乱的庞大势力。
谁敢触碰他们的利益就等于挖了当地士绅集团、官员集团和部分手工业组织的祖坟。除非能把两广官场全撤换掉，再派重兵剿灭，否则就算皇帝亲自来了也是没辙。
无奈之下，他只能把打听到的细节呈报给皇帝，很快就收到了回复，内容只有两句话：莲藕身在污泥，然内心洁白。李师乃朕之莲藕，好生由污泥供养，只待来日花开之时。
含义很明确，李贽百分百看懂了，但自恃身份无法做到，又不能不做，只好把这个工作交给了朱雀。如果还不成，那就只能动用最后一招了，去找提督市舶司的太监。
朱雀听闻此事之后一点不为难，马上就和前来洽谈建厂业务的商贾放出了风声，然后坐等三十六行自行登门。
绵白糖可是紧俏货，在泉州那边有多少出多少，绝大多数全都运往了日本和东南亚，想必广州这边的商人也不会看着能挣大钱的货物无动于衷。
但两个多月过去了，依旧不见有三十六行的人露面。就在他坐立不安、茶饭不思、抓耳挠腮的时候，护厂队长递上一张名帖，上面只有五个字，广州黄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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