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零年的夏天，我爷爷带我到桃江玩过那次之后，父亲一直没有回过家。爷爷忙着还好，他一闲下来，就会咕咕叨叨地骂父亲。无非是骂他不孝，母亲病得只剰下半条命也不肯回来一趟，在那儿也没干什么正事。拿爷爷的话讲是，又没干什么正事，也不肯回家看看娘，看看堂客。
崽大不由爷。爷爷经常坐在阶矶上唉声叹息。倒是我的母亲，除了做家务，就是在房间里绣花，看书。见爷爷骂父亲，母亲总是対爷爷说，“爹，云长也不容易，他不是不明事理的人，不回来肯定有他的道理。事情弄完了，肯定会回来。我是他的妻，侍俸爹娘的事自然有我。”
爷爷说，“我就是为你不值。不晓得他上辈子修了什么福。讨了这么好的堂客不晓得珍惜，讨个小老婆，头发剃个男人样，一副薄命的相。”
娘说，“我没见过什么世面，在外面帮不了他，有个人帮衬着他挺好的。爹，您老就别责怪他了，都是媳妇的不是。”
每当此时，母亲便会摸着我的头说，“我不是有狗儿陪着吗?好好的抚养他长大比什么都重要。”母亲的脸像月光一般柔和，眼睛像天井里的井水，好深好深。
这一年仲夏的一个晩上，青蛙的叫声连成一片，天上的星星三三两两的捉着迷藏。我和爷爷坐在天井里的凉床上乘凉。母亲关在房间里在油灯下为父亲纳着鞋底。这时，冲囗响起几声狗叫声，一忽而狗吠声连成一片。爷爷站到阶矶上望了几眼，淡淡的月光下，有两个影子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显。他们径直走到爷爷的身前，仔细地看了爷爷几眼，又瞧了瞧我。这两个人穿着黑色的夜行衣，戴着一式的黑色礼帽。“请问老人家贵姓?如何称呼?”听爷爷介绍了姓名，便道，“老人家，屋里说话。”又问我的母亲在不在家。听到说父亲的事，母亲也顾不得许多，从房里走出来。两个戴礼帽的人，取下礼帽，给爷爷和我母亲施了个礼。我心里怦怦直跳，好像有大事要发生。我在阶矶上听见还有狗在叫着， 后面一个人像个影子守在门外影影绰绰的，看不清脸，和夜色溶于一体。
屋里不知在讲什么，突然听见爷爷的惨叫，母亲的哭泣。我走进屋里，母亲晕在那里，桌上放着二块银元，一顶礼帽。还有一根女人头上别的东西。两个戴礼帽的男人躬了一下腰，走了出去。随后，那个门外的影子也消失了。 我不知道那天发生了什么，但那天之后母亲一直没说一句话。后来外公家里派人来接我们，母亲不肯回去，直到她离开这个世界。仿佛她这一生是为父亲而生的。父亲一走，她就随他而去，无怨无悔，没有一丝犹疑。
在我后来渐浙晓事后才知道，那两个戴礼帽的男人是父亲一起的，他们来我家是告诉爷爷和我妈妈父亲的死讯。把他的遗物带回来，两块银元是组织上的抚恤。几十年后，我试图搞清白父亲当年的一些亊，但找不到任何蛛丝蚂迹。那两个戴礼帽的男人生死未卜，不知名不知姓的，往哪里寻去? 直到我爷爷行将就木时，才告诉我那个夏夜两个戴礼帽的男人讲的关于父亲突然死去的过程。虽不详细，但至少也知道了个大慨。
说得简单点，父亲死在一碗面里。 前面说过，父亲留在老家的任务主要是传递情报，筹集经费，发展组织成员。这天他到常徳办事，路经太子庙，实在饿的走不动了，便在路边的摊子上吃了碗面。铺子里人不是很多，父亲因为有事在身，也没和什么人攀谈，吃完面就走了。半夜时分，父亲回到桃江的铺子里，肚子痛的厉害，姨娘吓坏了，赶忙请来郎中。郎中看了看父亲的眼瞳和舌头，搭了搭父亲的脉，摇摇头道，回天乏术，迟了，可惜可惜。问缘由，郎中道，中毒后，他急于行走，把毒逼进了血液和骨髄里，神仙也没办法了。如果当时及时冶疗，不让毒气攻心，还尚有救。
夜半时分，未满三十岁的父亲撒手西去。临走时，父亲从内衣里摸出了一根簪子交给姨娘，道，“我这一生最对不起的人是我的妻子，如果可能，将这个东西转交给她，她还年轻，嫁个好人，平平安安过一生。还有我父亲，长友就交给他了(我大名叫长友)。”说完，吐血不止，亡。时年29岁。 母亲没有按父亲的遗言办，而是选择了另一种决绝的方式。
而对于父亲的死，有很多版本。有的说是父亲在几年的地下工作中，百密一疏，泄露了自己的身份，被国民党密探盯住，乘机下毒。另一种说法，是父亲培植的人里出了叛徒，出卖了父亲，但父亲却全然不知，在去常德之前便被人盯上了。还有一种说法，是我的姨娘被人盯上后反水(或者是来到我父亲身边就是潜伏)但这种说法后来也经过多方面的调查，没有任何真凭实据，不了了之。
父亲死后，姨娘又嫁了个做买卖的，攻破了她是潜伏的密探的推测。倒是我的母亲，在我父亲死后不久，便过世了。我便成了一个孤独的孩子跟着爷爷过活，直到十多年后，遇上解放军，我的生命才开始有了新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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