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从烟气缭绕的网吧出来的时候，用余光瞥了眼神呆滞的女收银一眼。根据我绅士般的长时间目不转睛地观察，她在吧台可以一动不动地从公鸡打鸣的早上一直坐到母鸡都睡了的凌晨。
一路恍恍惚惚，走路走出了模特范儿的我回到了我所熟悉的西关小区，但熟悉和好是两码事。
小区里的同龄人差不多都跟我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表面兄弟，他们对我的性格癖好堪称是了如指掌，甚至连我放屁的姿势都铭记于心。
西关巷中的矮小民房鳞次栉比，300多米的胡同里拥挤着百户左右的人家，住户们那布满青苔的院墙上写满了苍劲有力的“拆”字。
大街小巷的拆除，致使越来越多的地地道道的西关人陆续地搬离这里，接地气的市井生活也在渐渐没落。
提到人有所依、居有定所的房子，不得不说西关的房价真的是高得离谱了，一百万只能买半个不像样的厕所。
按照现在西关的工资水准，年轻人在工作400年就可以买到蜗居的房子了。听上去让人很是鼓足了奋斗精神，并且可以上演现实版的《惊情四百年》。
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鲜血和肮脏的东西。房地产商就是资本的人格化，他们就像吸血蛀虫一样，贪婪地吸收着城市的营养，然后让几代人都成了背负房贷的奴仆。
托斯丹·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描绘的19世纪90年代欧洲精神贵族们的奢靡生活时曾表述，富人们喜欢雇佣价格不菲的秘书助理、养膘肥体壮的赛马、爱看不知所云的戏剧、爱买宛如天宫的大房子。
上面老资本家们的做派这和今天自我标榜为挥金如土、有格调气质、装模作样地打高尔夫、开私人飞机满世界跑的房地产商们的消费风格如出一辙。
走着走着，我来到了西关小区门口的入口处，那里自古以来就有两家小得不能再小的小店铺。
左边的那家是孙二娘开的“不好吃也要钱”的早餐店。
孙二娘的做饭手艺十分精湛，她店里的早点也是多得令人眼花缭乱，主要产品有:大饼夹母猪肉、大饼夹公猪肉、大饼夹乳猪肉……
每天早上都可以看到一个道行高深的道长来这里买早饭，他吃东西时口中振振有词，大有做场法事的架势。
吃饱喝足之后，还未付账的道长就匆匆拂袖而去，深藏功与名。
右边那家店铺是个饱经风霜与大火洗礼的小卖部，小卖部的主人就像是《老人与海》里的主人公一样，外表显得消瘦而憔悴，额头上带有“王”字形的皱纹，脸上的褐斑从额头一直蔓延到脚底板。
这老头是个喜怒不言于色的人，我猜测他即便中了500万或是突然被告知得了即将入土为安的不治之症，他的表情都依然能够继续波澜不惊下去。
哪怕是我掏出AK枪来一梭子朝他打完，再淡定地吹了一下冒烟的枪口，然后说句“对不起，我是卧底”。我想在老头翘辫子之前，他1分钟内的心跳次数也不会超过80次。
进入了西关社区之内，眼尖伶俐的我一眼定乾坤地瞅见了我所居住的20号居民楼。
在这幢摇摇欲坍塌的居民楼里，一楼的房间被退休的老头老太们大张旗鼓地改造成了麻将馆。
小区里一伙三五成群的人自发地组成了麻将党，他们麻将牌的碰撞声和“糊了”以及“碰”的声音简直穿墙入耳。
在寂静的深夜，我甚至可以听到麻将党们代谢二氧化碳和排出“尾气”的声音，不过好在只能听到声音，而闻不到臭味。这也算是点微不足道的安慰之处了。
当麻将党们于凌晨2点半散去时，我要抓紧时间眯一会了，因为3个小时后老人晨练队就要隆重出场了，他们挥舞棍棒的“喝”、“嘿”声更是声声入耳。
老人晨练队的队长练有一手独门的绝活——藏镖。老队长将小李飞刀般的飞镖藏在身上，在与人角斗时突然发镖，瞬间可毙敌于百步之外。
纵使这老队长全身没有穿半件衣服，镖无处可藏的时候，他也能神乎其技地从屁股后面拔出一发带血的镖来，“唰”地一下扔过去。
因为老队长的镖法实在骇人听闻、叹为观止，令人防不胜防，导致左邻四舍没有人敢与他比武切磋。
说完一楼讲二楼，二楼的住户是今天新搬来的操着一口怪异口音的情侣。
在我上楼准备登家门而入时候，路过的我不经意间发现他们正在往房间里搬锅碗瓢盆以及茶米油盐姜醋茶。
当我华丽转身的时候，突然意识到这个含有几百万人口的城市已经冷漠到连邻居之间都不认识了，我对楼下的邻居是不是变态狂或者有没有去泰国做过什么让人难以启齿的变性手术都一无所知。
为了构建和谐小区，我又转身过去热情地和他们打招呼，走的时候我告诉他们：“我住楼上我姓王，嫂子有困难我帮忙。”
然而后续日子的结果表明，他们并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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