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宁在北疆当兵时，他自己和身边的同伴都对蒙古人充满了恐惧。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蒙古骑兵以其超强的机动性，能在上千里的范围内周旋进退，将时间和空间作为己方最大的助力。
为了应对这种优势，郭宁在军事情报的收集、传递方面下了极大的功夫。遍布在北疆的大量屯堡、烽燧和密集的道路耗费了巨大资源，也是其中一环。
这是自古以来中原政权与草原政权对峙时必须要做的，秦汉如此，宋金如此，大周照样如此。只不过大周的基础工作，是为了支撑本方精兵长驱猛进，以己之长撼敌之长，这又与秦汉宋金不同而仿佛极盛之唐。
想得很周到，但落到实处，发现在情报上头根本无需担心。这几年蒙古的军事情报压根不通过屯堡和烽燧，直接随着商队和明里暗里的贸易通路滚滚而来。
定海军起家的时候，主要的财源是和南朝宋国进行的皮毛和马匹贸易。马匹倒也罢了，本来就是南方持续所需。这几年南方天时不正，冬季经常滴水成冰，无数百姓对毛皮、毡布之类的需求，也是翻着跟头往上猛涨；其数量之庞大，远远超过东北内地能提供的范围。
不是说大周非得赚这个钱，可大周本身，也是南朝宋国大量商品的倾销之处，非得拿出足够的货物出售来平衡。
所以大周一直在南朝宋国和蒙古草原之间做着二道贩子。在和蒙古保持军事对抗的同时，又始终鼓励经济上的密切往来。
这一来的好处，便是为了做生意，蒙古人自家就会带来各种各样的消息。无须特意打探，蒙古各部的帐落分布、畜群肥瘦乃至各部兵力多寡强弱，部落首领的立场坚定与动摇全都会及时传递到有司。草原上的情形对大周而言，完全没有秘密可言。
相对应的麻烦也不少。那就是蒙古人自有蒙古人的忠诚和执拗，大周有什么风吹草动，也总会有人想尽办法从大周境内脱身，将情况通报给世世代代统治他们的部落首领们。
当然更多的人并非出于忠诚，而是出于最直白的利益考量。比如这一次，许多在大周境内讨生活的蒙古人觉得，既然大周要削减在北疆的驻军，那蒙古人必定会再度伟大。于是好些此前在汉地过得不亦乐乎的蒙古人，忽然又怀念起草原风物，向往起铁蹄和长刀了。
草原上的居民千百年来都是如此，随风倒是渗入血脉深处的必备技能。连中都城里都会有人临时起意，试图脱身。绵延上千里的北疆沿线，那样的人可就更多。
短短两旬之内，只各处屯堡和运输线上逃亡的蒙古人，就超过了三百。缙山附近某个据点新设的毡布工场里，还有刚学会编制毡布手艺的蒙古匠人串联起来，发动了近乎暴动的逃亡。
卢五四在中都被询问时，立刻就提出以抓捕掌握毡布编制纹样的蒙古人为理由，这还真不是瞎掰。
不过，中原之人对草原近况的了解，难免略慢一步。
郭宁授意部下们纵放各种来路的蒙古人逃回草原，是因为逃走的蒙古人越多，大周北疆驻军即将大量缩减的消息传播的速度就越快，传播的范围就越广。这将会影响在草原上穷疯了的蒙古别部，让他们形成汹汹之势推动黄金家族和成吉思汗的决定。胥鼎把这个谋划看在眼里，也觉得是蒙古人难以应对的阳谋。
这个阳谋的前半段，进行得很是顺利。只不过蒙古人逃回到草原以后，面临的局面和郭宁的预料略有不同，目标实现的过程，也比预期多了一点点波折。
那些穷疯了的蒙古别部，十有八九已经不在了。
此前别勒古台所部与周军精锐交战失败，不得不坐视着周军安然而退，沿途挟裹无数从草原深处逃亡的汉人奴隶。
别勒古台为此暴怒之余，也找到了解释自家失败的理由。他随即通报说，这次战斗，是因为蒙古人内部不稳，给汉人制造了北上进攻的机会，更是因为蒙古各部内部，出现了太多亲附汉人的叛徒，以至于仗都不敢打、打不赢。
这话自是托辞，但他率部与周军厮杀的时候，战场周围将近十个千户都不主动支援，而周军退走的时候，草原东部的众多部落更是从从头到尾做了看客。别说追击，连发兵滋扰的也没有……
这是大周财力攻势的结果，也是成吉思汗西征以后，留守各部队黄金家族的命令渐渐阳奉阴违的表现。这场面确实太难看了，以至于引起了成吉思汗本人的注意！
战事结束后的第三个月，成吉思汗的使者赶到，命令严惩叛徒，杀死战场上的懦夫。负责动手的，则是康里人、伯牙吾人、还有高鼻深目的钦察人骑兵。
两年前，大队蒙古骑兵在河中穿插包抄，将数十万花剌子模骑兵踏作肉泥的时候，这些异族之人瑟瑟发抖，以为看到了世界末日。而当他们尊奉成吉思汗的命令，在蒙古高原大开杀戒的时候，他们的腰杆重新硬了，也忽然明白了成吉思汗何以成为最可怕的征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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