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他反反复复地想了不下数十上百遍，最后确认了一点。如今史相权势滔天，将朝政尽数控制在手，如今的朝廷，明面上只有一种态度，那就是赞同史相的态度。
秉承这个态度的人，包括朝堂上无数文武官员，也包括了皇太子赵询。
既如此，留给赵贵和的，就只有另一条路。他其实并没有什么选择权。
而在他充满忐忑地走上这条路以后，又有了个惊喜的发现。
在这条路上，他并不是孤家寡人，至少，他有个强大无比的后援，那就是当今官家本人。
表面上，当今皇帝对史相的信赖，远过于当年对韩侂胄的信赖，几乎仿佛高宗皇帝之于秦忠献公。这几年来，朝野皆言相不言君，而官家无所作为，垂拱仰成。
这种局面，源于开禧北伐失败以后，大宋数十年积蓄的人力、财力和物力都丧失殆尽，人心大沮、朝野哗然，朝堂上君臣谁都不敢承担责任。
于是皇帝拼命渲染自己多么忠厚老实，都快把自己说成二傻子了；而各方政治势力也极力收缩，指望包括史相在内的寥寥数人出面收拾烂摊子。结果史相趁此机会一口气做大，反而拿捏了满朝君臣。
在此局势下，官家对史相的信赖，确有几分出于真诚，更多则是不得不尔。
不过，官家毕竟即位二十多年了，不乏牵制权臣的手段。沂王嗣子对史弥远的不满，便是他的手段之一。
史弥远的所作所为，如果大致能让官家满意，倒还罢了。某日里官家觉得不堪忍受，只须放出易储的风声，沂王嗣子身边，那些暗地里反对史弥远的政治力量，立刻就会剧烈膨胀，成长到足以和史弥远对抗的程度。
到那时候，官家高居九重，稍稍推波助澜，史弥远的下场便是第二个韩侂胄。而天下皆知皇帝始终圣明，坏事的始终是奸臣。
奸臣既然伏诛，草民们只要欢悦就可以了。每隔几年就有奸臣伏诛一次，无知草民们就欢悦一次，那倒也是个乐子。
但要实现这个牵制的手段，有两点必须得到保证。
第一点，是易储的风声不能太大，但不能没有。官家对自家的亲儿子毕竟喜爱，不愿意往他身上泼脏水。所以，深居禁宫的皇太子，便只有隔三差五传出身体不适的消息了。究竟哪几次是他确实不适，哪几次是皇帝故意命人宣扬，把小病渲染成大病、重病，实在难说的很。
第二点，便是沂王嗣子赵贵和，必须坚定不移地站在史相的反面。这是沂王嗣子存在的唯一意义，绝对不容有失。好在赵贵和也确确实实地厌恶史相，执行这个任务，丝毫都不犹豫。
皇帝把赵贵和当作工具，用来维持朝堂基本的平衡。
史相知道，赵贵和是皇帝的工具。他非常聪明，并不轻易触碰这个工具。
赵贵和自己也知道自己是工具。但在他的眼睛里，还看到了万万人之上的那个位置，他想要保留谋取那个位置的机会，哪怕万分之一的机会也好，所以就首先要做好工具。
为此，赵贵和调派些人手去煽动太学生，贬低史相的外交成果，逼迫他去和北朝放对，实在是份内之事，理所应当。
事情办完了，但不顺利。
有些出乎意料的，是那个北朝使者李云把史相的子侄痛打了一顿，又揪出了韩熙，以此来警示史相。
那韩熙本身，不过是个无用之人，他的存在意义，就只是某些时候可以掩护沂王府的意图。但史相何等聪明？这个掩护放在史相面前，顷刻就被拆穿。结果，袁韶这个临安府尹为了拍马屁，立刻就拍了大批人手，加强对王府的监控。
这种监控，毫无实际意义，赵贵和既不惧怕，也不在乎。但一群人既然堵在门口，终究看得心烦，沂王府将之视为挑衅，遣出护卫痛殴，那就更加理所当然了。
赵贵和转身看看真德秀，放缓语气道：“先生还是赶紧离开吧，城里遍布史弥远的耳目，万一露了行迹，保不准就要被弹劾。至于我这边……有些事情是非做不可的，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仅仅出于鲁莽……你放心，该明白的，我全都明白。”
真德秀习惯了自己学生日常里过分强硬的模样，忽然听他如此诚恳言语，简直不像是少年人口气，不禁愕然。
下个瞬间，他仿佛明白了赵贵和言语中隐藏的意思。他犹豫了好一会儿，欲言又止，最终深深地行礼，告辞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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