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西南战役的胜利，中国各路地方势力遭到了空前的打击和衰败。中国政局重新洗牌后，人民党以其广受支持的民意和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一党执政的局面已经形成，其在政治上的主导地位不容置疑。
在这些良好的局面下，张汉卿得以实施胸中多年的抱复，一系列经济政策的相继颁布使国家发展有了飞跃的提升。
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得到了特别迅猛的发展，远非正史上同期所能比较。
清末民初，特别在中华民国建立以后，中国的读书人开始从以仕进为目标的传统文人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在他们的积极参与下，中国商人第一次以新型资本家的卓越姿态出现了。
他们以实业救国为宗旨，以振兴民族经济为号召，主动吸纳西方先进思想，胸怀强国济民的伟大抱负，在这个比官场政治更自由的空间里展现了让人惊叹的才能，迅速成为各地的民众领袖。
在他们的努力下，人们纠正了“士农工商”这种带有歧视性的社会分层，努力追求以“工农商学兵”为代表的全民平等与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兴起，迎来了中国商人第一个黄金时代，
可惜的是，这个黄金时代来之不易，却又转瞬即逝。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兴起，实在是经历了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
十九世纪中叶，在中国农民和西方列强的双重压力下，集权专制的满清王朝终于露出了破败之相。太平天国、捻军和两次鸦片战争使这个统治集团切实感受到了“内忧外患”，为了应对国内的“心腹之害”和国外的“肢体之患”，他们被迫采取了一系列以自救为目的的“新政”，也就是所谓“办洋务”，史称洋务运动。
和一切只是为了死死保住政权，却不想从根本上进行文明更新、政治改革的“新政”一样，这场由官僚主导的“洋务运动”在三十多年后即宣告失败了。然而，它对传统观念的冲击却是不容否认的。
尽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维方法在本质上还是抱残守缺，但它毕竟隐讳地、部分地承认了西方文明的先进性。
从结果上说，这场运动也确实催生了中国工业的萌芽：曾国藩在安庆办的内军械所，李鸿章的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天津电报局，左宗棠的甘肃织呢总局、福建船政局，张之洞的汉阳铁厂……一大批工业实体相继产生，为民族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也积累了可供借鉴的经验。
更具历史意义的是，为适应“办洋务”的需要，已经沿袭了数千年的人才培养制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862年8月，同治帝批准成立“京师同文馆”， 1902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西式教育的引进使中国人开始摆脱蒙昧状态，他们总算能够睁开眼睛窥望遥远而新奇的世界了。
经过晚清的变局，开启民智，富国强民成为这个民族重新奋起的必然选择。中国最优秀一批的知识精英以国家兴亡为已任，纷纷主动投身到政治、经济，以及思想观念的全面维新当中。中国的新型商人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
在他们身上，具备了过去历代商人都不曾企及的高贵品格：不计个人富贵，力求民族经济的振兴。
大约五十年后，毛爷爷在回顾我国民族工业发展时曾说，我国实业界有四个人是不能忘记的，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动输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
张謇和卢作孚，一个曾是前清状元，一个曾是投身国民革命的热血青年，他们从不同的方向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也都有过骄人的业绩。结果张謇在七十三岁那年（1926）忧病而终，卢作孚在五十九岁那年（1952）在毛爷爷搞的“五反”运动中自杀。
张謇的命运揭示了实业救国的艰苦卓绝，卢作孚之死则宣告了那个黄金时代的彻底结束。
张謇，是中国文人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的标志性人物之一。从誉满江南的才子，到甲午年的状元，他本可以有很好的仕进之路。但是他这个新科状元毅然决定放弃仕进，另走兴办教育和实业的新路。
在张之洞的支持下，张謇招商集股在通州创办纱厂。他把筹建中的纱厂取名“大生”，隐含了有救亡图存的寓意。大生纱厂投产后，很快站稳了脚跟，经受住了洋货洋商的竞争，年年盈余。
从1899年到1913年，大生纱厂净获利五百四十万两，发展成为拥有资本两百万两和纱锭六万七千枚的大厂，是“欧战以前华资纱厂中惟一成功的厂”。后他以纱厂为龙头发展多种产业，走上了集团化、规模化的现代企业经营之路。
作为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现代知识分子，张謇兴办实业既不是为个人谋利，也不是为几个财阀股东谋利，而是要为国家民族谋利。他的理想是以实业兴教育，再以教育改进实业，从而实现全民族的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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