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汉卿是金融战的老手了：在东北，他就亲自指导过两次针对日本发起的金融战的回击，取得不菲的战绩；在后世，他亲自经历过98年金融危机和08年的次贷危机，也看过不少关于解决经济的故事及经济危机起源的分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危机特别容易发生，这是它的弊端。
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弊端，张汉卿还是坚定地要走市场经济的路，但是在现在，中国仍处在计划经济时代，而且这一过程还在加强。因此，集政|府之力应对这一危机，张汉卿很有把握。
很突兀的经济危机，发生在这个节点上，若是相信背后没有阴谋，张汉卿也不是张汉卿了。这明显地想通过金融危机，给自己下马威，也给谈判上紧骨箍嘛！怪不得上一次谈判又一次破裂后英国总领事巴顿大有深意地敬告：“我相信你们会再找我们的。”
经济危机本来就是资本世界的顽症，解决它的办法说起来很简单：信心和信息，但是做起来又不是一般的难。
人民政|府为扭转这一局面，张汉卿坐镇上海，号召市民交兑金银外汇，企图以此换回银元的信心。
但由于市民吃够了银元贬值之苦，在物价刚有好转即纷纷用银元换大米，米贩子乘机兴风作浪哄抬价格，结果原本100斤大米值9块银元值，一星期内就涨到14元。
物价飞涨，工厂难以经营，许多产业资本便转化为投机资本，反过来更加剧通货膨胀。如此不消一个月，银元就会被赶出上海，人民党就会立不住脚。
五卅事件一个月后，英日联合对华实行海上贸易封锁。他们利用海军的强大，通过舟山群岛控制了东海门户。这一来，各国商船开往上海的航道便被完全切断了。
进口的柴油、汽油立即断绝了主要来源。印度和美国的原棉、南洋的橡胶及许多已买到手的工业原料，搁在各国港口运不进来，私营纱厂存棉量只够十余天消耗，停工的纱厂从5家发展到100多家，正泰橡胶厂这样的大厂也要求停业。
杨树浦发电厂是烧柴油的，油源一断，上海将大部停电。另一方面，外销产品又堆积在码头上运不出去。这样下去，正如上海工商业工会领袖虞洽卿所说：“工厂要关门，工人要失业，物价要高涨，市场要冷落，税收要减少，生活要困难。怎么办？”
日资企业也推波助澜。为最大限度使市民产生对局势不稳定的恐惧感，一些日本贸易株式会社也趁机从市面上大肆抢购大米。原本9分一斤的大米在不到一星期涨到了1角4分，在第二周竟达到了3角2分，几乎翻了2番！
中外的有识之士均感觉到局势的紧迫：上海物价一失控，天津、北京和江浙几省都受影响，每天有电报来告急催问。另有一些别有用心之徒上窜下跳，在报纸上推波助澜，渲染局势。
张汉卿正要如此：全国性两年的建设以来、尤其是农业方面因为投入了巨资，且因为化肥的大量使用，使得亩产量比之以前有了很大的增长。
以号称“中国粮仓”的东北为例，到1924年底时全部粮食产量连续4年突破2000万吨，为张汉卿能够稳定上海局面打下坚实的心理基础。他正愁掌握在国家手中的商品粮没有销路，这不，机会自己就来了！
在东北，上好的大米，价格只有4分每斤，就是刨去运费，拉到上海来，该是多么大的一笔利润啊！
这也是一个清洗异心的好机会：因为中国长期孱弱，面对列强在中国的趾高气昂，免不了有些中国人犯了软骨头的毛病，更甚者有许多助纣为虐直接沦为外国势力的打手和先锋。
在这次经济危机中，据张汉卿所知，便有一些人趁机发国难财，在英日势力的指引下有意识的跟着发难。张汉卿决心给他们一个终身难忘的教训！
张汉卿与匆匆从北京赶来的财经助手潘复及武警华东局局长张廷枢斟酌再三，决定还是“先礼后兵”。
在这之前，中国粮油集团已经通过专列运送了大批粮食屯积在四行仓库，从天津通过大运河转运的粮船正潮水般向这边赶来。
6月30日，上海财经委员会和粮食厅宣布向上海市场抛出5万吨大米，以使价格回跌。同时报刊开展宣传，张汉卿也严正警告投机奸商“赶快洗手不干，否则勿谓言之不预”。
然而，投机者并不罢手，他们仗着资力雄厚，5万吨大米被一吸而空。7月14日，大米继续涨到3角8分每斤。
作为坐镇上海全权处理“五卅惨案”的中央大员，张汉卿以行政命令方式要求以虞洽卿为首的上海财经界首领以大局为重，“勿在此时作扰乱市场物价，各行业行会应以稳定上海大局为重，全力支持中央对此事件的态度和民众的呼声。”
他还在《申报》上刊登整幅文章，抨击以英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政策，并声色俱厉地强调：“所有米铺、商铺等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均需维持在五月初的物价水平。擅自涨价者，将交处10倍以上、但不低于所销售物品的罚款。情节严重者，将处于严厉的刑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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