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海之隔的日本，更深深感受到了这种冲击。
日本经济在一次大战期间获得了异乎寻常的发展。战争期间，日本趁欧美商品暂时退出亚洲之机，几乎垄断了亚洲市场；并不断向欧洲扩展商务。大战使日本由外贸入超国变为出超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由债务国变为债权国。
不过日本经济虽然增长迅速，但与欧美国家比相对脆弱。它是个岛国，国内市场狭窄，资源贫乏。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它的受波及程度肯定要比传统的工业大国更强烈。
1920年以东京、大阪两个股票交易所股价暴跌为标志，日本战后经济危机开始了。在危机中，政|府不是对财界进行彻底的整顿，而是实行过于庞大的救济政策和不负责任的积极财政政策。从当年2月开始，东京大阪组合银行的贷款额开始超过存款额，并呈逐月上升之势。
政|府这样做虽然挽救了一批濒于破产的企业，但也为以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埋下了隐患。
因为国内物价水平远远高于国际物价水平，导致日本进口不断增长，而出口却举步维艰，给日本企业主要是竞争力弱的中小企业造成普遍的打击，导致日本经济陷于长期萧条。在此以后，一般的小商品和轻工业品的主要进口国竟是向来为日本人商品倾销地的中国！
中华民国于1921年钢产量第一次超过日本后就一发不可收拾，而且永远地保持了这一数据。
在日本持续萧条阶段，1922年中国钢产量达到其1.5倍；1923年度发生了以东京、横滨为中心的关东大地震后，日本财产损失达100亿日元，而当年中国钢产量破天荒地达到其2.5倍，其工业发展后劲令人侧目。
反观日本为了摆脱经济的困境，其政|府通过对内大量贷款，对受损害的资本主义进行援助，渐渐露出衰退的光景来。
本来半殖民状态下的中国是日本产品的“天然”倾销地，但是由于此一时彼一时，现在由大型国营企业和政|府资助下的民营经济能力远非正史同期可比，中国政|府对经济控制的能力也非同日而语，因此向中国转嫁经济困境阻力重重。
因为工商业的爆发，中国从日本进口的商品，本来就越来越少，最后后者能拿出来的，只能是代表其最后工业成就的设备。但即使如此，除作为生产母机用的机床中国还需要少量进口外，渐渐地项目越来越少了----因为日本的工业水平比起欧洲来差了不止一个数量级。
有德国技术为参考，有美国时不时地松开对军事并不敏感的工业设备的出口，有苏联的全方位的开放贸易，中国越来越看不上日本的东西了。
反之，中国廉价的工业制品及农产品，特别是纺织品，则越来越多地涌入日本国内。后世“制造大国”的名头绝对不是虚的：
中国有庞大的人口处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期，大量的工人使得在几十年时间里不虞劳动力问题；中国有庞大的消费市场，能够容纳各种各样的、在小国可能无法生存的小众产品，可以非常容易地产生规模效应。
这种体量，在它随便向某一个方向发力时，都能产生势不可挡的力量。
纺织业就是一例。
更发达的美英已经把它淘汰了，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纺织工业的分布中心曾经很明确：欧洲的德国、亚洲的日本。德国曾有《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之歌》，日本在一战前后是把纺织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
可是当中国立足此行业后，一切都变了。
衣、食、住、行本来是民众的基础需求，奉系中国从大范围说已经可以吃饱饭了，穿衣自然是紧接的需求，毕竟这么大的市场。而中国又有发展纺织业的基础：大量的女工、丰富的农产品（主要是棉花）。
这种优势迅速地把日本在华纺织企业打垮了，并迅速波及到其国内。价廉物美的中国纺织品充斥着日本国内市场，对准备从关东大地震的余痛中渐渐好转的经济来说又不啻是一次大地震。不过这次地震是全国性的，影响也远比关东大地震来得猛烈和持久。
受此影响，日本在国内的纺织工业几乎被摧毁，其它各个行业也渐渐陷入萧条。
而一海之隔的中国却别有一番天地。
人民党通过实行训练干部、编组民众、计口授田、积极开垦、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组织全国性的基础设施建设等，以达到在社会上不许有一个无业游民的目的。
国家在财政上实行二、五减租，以保障佃户转型的得地农民恢复生产；此外又陆续施行利得税、遗产税、筹办社会保险、推动劳动福利、推广合作事业、实行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等等，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这位张汉卿少帅施政花样层出不穷，一些连政治上比较成熟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都想不到的纲领花样，他却信手拈来。
最近据说在徘徊以民生主义社会建设及其政策实施为要务，更拟推动土地债券、土兵与工人的保险制度等，以建设现代社会等，取得了越来越多的民众支持和期待，人民党影响力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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