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洪流走进1927年，距正史上日本侵华的时间又近了。
3月，日本发生了金融危机。银行歇业、生产停滞、企业倒闭现象日益严重，日本首相若摫、外相币原喜重郎的对华政策被质疑。以政友会等为代表的日本各种势力指责其“软弱外交”，叫嚣对华实施强硬政策，陆相宇垣一成甚至主张军事干预，不过暂时停留在试探倾向：
“此一阶段的退让不但使帝国丧失了在中国关内市场的经济支配权，还使得我们在满蒙多年的努力毁于一旦。中国军队虽然表面上数量庞大，但战斗力究竟怎样，不试过怎么知道？”经国大事，在他眼中竟如同儿戏。当年，对苏联的两场大战就是这么来的。
一个月后，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组阁并兼任外相。他是日本长州系军阀的嫡系接班人，担任过参谋次长、陆军大臣，又是军国主义所拥戴的人物。他的组阁，让日本对华政策急转而下。
之所以有这种转化，是因为在年初中国政|府收回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改为上海外埠临时法院（后来在张汉卿的创意下改名为特区法院）；英国也按照和约向中国交了汉口、九江等四个租界。虽然让中国人民雀跃，却也让大失尊严和油水的英国政|府非常不爽。
日本人认为中国此举等于同时得罪了英、美、法各国，便有了乘机向中方发难的想法。
4月田中义一组成政友会内阁，由他兼任外务大臣，田中把对华外交的方针转为积极。在6月时，他在东京外相官邸中召集外务省、军人、驻华公使、总领事举行一个讨论对华政策的会议，称之为东方会议。
当时的参与者包括外务政务次官森恪、驻华大使、南满铁道社长等人，其中更有在战后出任首相的驻辽宁原总领事吉田茂及内阁书记官长鸠山一郎。
外务政务次官森恪为该会议实际的主导者，他是所谓“满蒙政策强硬论者”，密谋把中国的东三省从中国分离。这个会议于7月7日发表“对支（华）政策纲领”，主张把东北作为一特殊地域变为日本殖民者的乐园：
“关于满蒙，特别是东三省地区，由于在我国国防及国民生存上，有着特别重大利益关系，作为我国不仅要给予特殊之照顾，而且，要维持该地区之和平，发展经济，以使其成为内外人安居之所。”表示要努力“实行日华经济联盟，维护满蒙特殊地位、倾注全力于对华外交和不懈注意满蒙特殊地域之治乱”。
经过一个月的酝酿，到8月16日，他再召集驻华东北的外交及军事人员，举行大连会议，商讨东方会议未决定的问题。大连会议结束后数天，田中向昭和天皇上呈奏折，呈奏日本将改变对华“协调外交”变为积极的满蒙政策。
这个满篇充斥侵略计划的“满蒙积极政策”，主要阐述了侵略中国的方针政策，后世称之为《田中奏折》。
奏折提出日本的“新大陆政策”的总战略是：“欲征服支那（指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日本获取中国的资源后“就可以进而征服印度、南洋诸岛、中小亚细亚以至欧洲”、“大和民族在亚洲大陆显露身手，掌握满蒙的权利则为首要关键”。
历史上《田中奏折》在1934年被译成英文，美国在二战时常以此作为应该敌视日本的原因。1930年，日本的外务省向中国国民政|府抗议，称田中奏折是伪造。二战后，同盟国没有找到田中奏折原件，也成为证实田中奏折是伪造的一个理由。
有历史研究者认为田中奏折是苏联情报部门伪造的，目的在于引日本“南进派”进攻东南亚，遏制日本军事势力“北进派”进攻苏联，从而缓解苏联东西面临两面作战的压力。
张汉卿对此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在他看来，日方投降之前曾大量销毁证据，从此种行为推测不排除其销毁此证据的可能性，且日本后来的战略行为与《田中奏折》所叙极为相似。
眼见得中日之间的力量对比向对他们不利的方面转化，狂妄自大的日本军人和政客不甘于自动退出控制中国的舞台。他们也不敢在此时堂而皇之地向中国宣战，但是挑衅是不可避免的。
历史上关东军司令部为此拟订了一个“满蒙问题处理案”，明言：“利用支那政情的变化，在东北四省实行某种谋略，造成行使武力借口的机会。”所谓某种谋略，列有四个目标：
内蒙|独立案；
间岛（延边）独立案；
北满（哈尔滨）骚扰案；
排日大暴动案。
日本人的计划是，随便哪一个案件发酵，都可以成为武力逼华、侵华的借口。可是计划订得没错，可执行起来难度不小。
时过境迁，中国再也不是那个任人宰割的羔羊了，在外蒙古彻底被张汉卿征服后北部边疆已稳，内蒙古也被一划为三：热河、察哈尔、绥远。传统的蒙古上层势力被大幅削减，已被剥夺了政治权力的旧蒙头人在翻身牧民对人民党政|府忠诚下毫无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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