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的荧光灯在午夜泛着冷蓝，沈砚之将最后一页缩微胶卷推回铁盒时，指尖被金属边缘划出道细痕。三天前档案馆遇袭被抢走的《淞沪会战军事部署》档案里，就有这份1937年8月的《京沪杭地区军火调配清单》，此刻他看着备份复印件，目光却胶着在“南京七星钟表行”的条目上。
“步枪7支，子弹7箱，手榴弹7枚……”他低声念着，钢笔在“7”字上反复圈画。太刻意了——同一行三个数字都是“7”，墨迹比其他条目深了两度，像用新墨水刻意覆盖过原始记录。窗外暴雨如注，雨点砸在玻璃上的声响，突然让他想起“惊蛰”记忆里摩尔斯电码的节奏：三短一长，是“SOS”，而七个点，代表北斗七星的尾勺。
他抓起清单冲向窗台，将纸页贴在玻璃上逆光查看。雨幕背后的城市霓虹穿透纸背，让那些被覆盖的墨迹显露出诡异的反光——“7”字笔画间，竟藏着七个细小的星象符号：北斗、天狼、织女、猎户、参宿、南河三、五车二。它们按顺时针排列，恰好组成苏晚音日记里提到的“七星密卷”封印图案，每个符号对应密卷的一页情报。
“原来如此……”沈砚之的心脏狂跳，钢笔在纸页边缘写下“惊蛰”惯用的分析批注，“高桥隼当年篡改军火清单，不是为了掩盖物资调动，是为了隐藏密卷封印！”
他想起梦里“惊蛰”的警告：“高桥隼是天文学爱好者，总把情报藏在星图里。”而南京七星钟表行，店名本身就暗合“七星”——这家1912年开业的老字号，1937年南京沦陷后突然歇业，档案里记载“毁于战火”，但苏晚音日记中“七星灯”的线索，却与钟表行的坐标惊人吻合。
手机突然震动，顾清辞的消息弹出来：“苏州河旧码头发现日军沉船，打捞队捞出个带星象锁的铁盒，藤原家的人正在附近集结。”
沈砚之盯着屏幕上“星象锁”三个字，又看看清单上的七星符号，一股寒意从脊椎升起。高桥隼当年没找到的密卷，难道藏在南京钟表行，却被转移到了苏州河的沉船里？而藤原正雄，这个高桥隼的后人，正沿着祖辈的足迹，一步步逼近真相。
此刻，千里之外的东京银座，藤原正雄正用镊子夹起清单复印件，对着放大镜观察“7”字的笔锋。他身后的屏风上绘着1937年上海地图，四行仓库位置用朱砂笔圈出，旁边钉着高桥隼的泛黄照片——少佐军刀上的樱花纹饰，与沈砚之遇袭时火箭筒上的印记分毫不差。
“祖父当年在南京钟表行搜了三天，”他用钢笔在“钟表行”三字上画圈，红墨水透过纸背，像滴在历史上的血，“密卷不可能凭空消失。”
副手呈上一份1937年日军特别调查部的备忘录：“长官，高桥少佐的日记残页提到，‘七星密卷’需用‘申’字钢笔与星象锁双重开启，而锁的密钥……藏在军火清单的数字里。”
藤原正雄嘴角勾起冷笑，将清单复印件按在星象图上——七个数字“7”的位置，恰好对应北斗七星在1937年8月的天球坐标。“原来如此，”他拿起红笔，在南京、上海、苏州河三点间画出直线，“密卷从南京转移到上海，最后沉进苏州河，都是‘惊蛰’的圈套。”
他走到保险柜前，取出个檀木盒，里面是高桥隼的军刀与一本加密日记。翻开最后一页，用隐形墨水写着：“1937年8月28日，‘惊蛰’跳河前，我看到他把星象锁扔进了苏州河。密卷若在，必与‘申’字钢笔同在。”
“沈砚之……”藤原正雄抚摸着军刀上的樱花纹，眼神像极了八十年前的高桥隼，“祖父没能抓到的‘惊蛰’，就让我来完成猎杀。”
上海的暴雨仍在持续，沈砚之将清单复印件塞进防水袋，左眉骨的伤疤又开始发烫。他想起顾清辞发来的定位——苏州河旧码头的经纬度，换算成星象坐标，正是清单上“参宿四”的位置，而参宿四在猎户座中，象征“猎人”。
“高桥隼是猎人，我们是猎物，”他给顾清辞回消息，指尖在屏幕上敲击出“惊蛰”惯用的速记符号，“但猎物也能设陷阱。”
资料室外传来走廊地砖的碎裂声，沈砚之猛地吹灭台灯，摸出抽屉里的“申”字钢笔。笔身的“申”字在黑暗中泛着冷光，他想起苏晚音日记里的话：“惊蛰说，钢笔既是笔，也是枪，更是打开星辰的钥匙。”
当藤原家的杀手踹开资料室大门时，迎接他们的是突如其来的强光——沈砚之将手机屏幕亮度调到最大，对准杀手的眼睛，同时用钢笔尖划开窗台上的花盆，泥土飞溅中，他滚向墙角的消防栓，动作流畅得如同本能。
“找清单！”带头的杀手低吼，枪口扫过书架。
沈砚之躲在消防栓后，心脏狂跳却异常冷静。他看见杀手左腕戴着樱花袖扣，和高桥隼日记里记载的“特别调查部标记”一致。而自己的左手，正下意识地摆出“惊蛰”的握枪姿势，仿佛钢笔随时会变成真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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