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木听了之后感到很害怕，就对楚康王进言。
楚康王因此提高了伍举的官禄爵位，并让他回到楚国。
当初伍参（伍举之父）与蔡国公子朝（蔡声子之父）交好，伍举与蔡声子亦交好。
伍举逃亡晋国时，声子恰出使晋国，在郑国郊外相遇，言及归楚之事，声子许诺，必复子。
恰逢晋楚将盟，且楚弱晋强，楚必深虑之。
人有所虑，则必有所失。楚虑其所不能敌晋也。庄王所建功业，后人多败坏之，楚已失诸侯，凡利晋害楚，必不能为楚国所容，所谓得失，正在此间也。
楚国已有衰败之相，康王在位十三年，楚国攻伐北方只有三次。一在康王五年，应郑人之邀攻郑，草草收场。剩余二次皆在康王十三年，夏，与秦伐吴不成，转而攻郑；冬，康王伐郑，郑逞其志，获九人。
北上之势大不如前，显现的便是楚国面对中原诸侯的无力，一方面是晋国的强盛使楚国跟不上脚步，另一方面，楚国内部的斗争和腐朽使得楚国锐气渐消。
此时的楚国，虽然已经看出来衰弱之势，可还没有经历过毁灭打击的它，国力不可谓弱，心志犹在中原，可实际上连身在一侧的吴国也不能解决。处在一个国家态势将要发生剧烈变化，实力与心志已经不能完全匹配，正是这样的时候，最有可能为人所乘。
因为智者将要远虑，勇者将要用命，肉食者们仍高高在上，固执己见，甚至肆无忌惮，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机会就在这里诞生，所谓的得失也从此间产生。
声子不过是深刻认识到了楚国的挫败，楚国的挫败自然离不开用人，可谈及楚国的内政，这不是声子可以多加妄言，也不是他想要着重的。
伍举，一个逃亡晋国的楚国大夫。逃亡、晋国、楚国、大夫，这些都很重要，恰恰伍举本身不重要。
对于令尹子木而言，不说显而易见的晋国、楚国，逃亡、大夫，对于他来说，既显得微不足道，却又完全在他掌控之中。
逃亡的大夫，却帮助晋国危害楚国，在声子的一个个佐证下，仿佛决定晋楚成败的关键就在这里。
声子用自己的话术先定下了‘治民者，劝赏而畏刑’基调，再将子木捧到了高台之上，楚国的失败不在令尹，而在晋国任用了太多楚国逃亡的大夫，而这一切又与历代的令尹脱不了干系，最后甚至多有令尹为此而死。造成的结果就是让子木觉得如果放任不管，自己也逃不过前人的结局。
子木应该并不蠢笨，可对他来说，在晋楚之间找到一个心理的平衡，一个逃亡的大夫实在不重要。他既为楚国保存了颜面，又尽到了自己身为令尹的职责，似乎还将未来的隐患也给排除，子木就算是觉得声子别有所图，也不得不按照声子的意图走下去。这便是在历史落差面前，总有一些人想要找到原因，哪怕只是无关紧要，可对一个时期，一些人来说，这便已经足够宽慰和心安了。
至于事实到底如何，对于当时人来说实在不是很重要。人，终归是执着于情感的主观生物，而事实也就只能靠无关者和后人来为他们论述了。
伍举，在历史大势面前，就是这么微不足道。晋、楚将盟的历史背景下，他在晋国和楚国，是否加官进爵，并不重要。声子把握住了历史的机会，伍举便回到了楚国。
而已然知晓后事的我们，其实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历史的浪潮汹涌起来的时候，我们无法阻挡，却可以抓住机会有所作为。而当时我们的作为，在时间的潜移默化下，世事的运转变化中，很有可能促成下一个历史浪潮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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